天宇优配周天勇：乡村创业兼业及消费繁荣与农民的土地发展权

　　来源：天勇谈经济

　　—— 浙江现代化发展经验的启示

　　周天勇

　　城乡的现代化如何实现，农民的消费需求如何扩大？就此，我最近观察了一下浙江的经济数据，从经济发展水平看，2024年，其人均GDP、农业就业占总就业比、农业增加值占地区总值比，分别为18968美元、4.5%和2.6%；人均GDP水平超过了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门槛值14005美元，农业就业占比低于样本中高收入国家的8.37%，农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比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。

　　从居民收入和消费景气看，浙江的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67013元和人均消费支出45107元，分别高出全国水平25699元和16880元；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.67∶1，也低于全国2.34∶1的差距。在国内大部分地区消费不足的情况下，2025年上半年，浙江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.3%，高于全国5.0%的水平。

　　我想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，谈一些自己的想法。一个国家和地区，在从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镇社会和非农经济转型发展的过程中，存在“以本地乡土为本的内源发展”与“依靠引进外部投资和大企业为主的外源发展” 的区别。浙江经济，是本地乡土内源发展的典范。那么，一个国家实现本地乡土内源发展的重要条件和过程是什么呢？

　　首先，在生产要素和资本积累方面，农民需拥有本村本地土地的发展权。实际上，土地因具有地理固定性，除劳动力本身外，可说是农村、农业、农民赖以发展的最重要生产要素和资产。而在农村农业领域，要实现工商业的发育与兴盛，只有让劳动力与本村土地相结合，才能形成生产力。

　　改革开放初期，全国各地曾呈现“家家点火、村村冒烟”的景象，形成“一村一品”“一镇一业”的格局。农民以宅基地及其他土地为基础，创办了大量中小微个体乡村城郊企业。为何江浙地区的大中小微民营经济能发展兴旺？从体制条件看，一是沿海地带因备战需求，未部署和发展国有企业；二是计划管理体制不如内地成熟、有经验；三是当时与全国情况一致，国家部委尚未出台土地计划与行政管理的规章，地方也缺乏相关管理经验。若放在当下，让这些地区的民营经济重新发展一遍，即便在浙江，考虑到当前乡镇土地管理已过于细致和严苛的体制环境，也根本不可能再有当初的发展机会。

　　其次，资本、技术和知识人才需在“土地产权明晰且得到保护”的体制条件下，实现城乡双向流动。最初的农村，农业因属微利产业难以实现资本积累，外部资本也不愿流向微利农业；且通常情况下，农民务工及从事非农业经营的收入储蓄，会通过金融机构流向城镇和非农产业，导致农村农业长期缺乏资本要素。

　　这一问题的核心梗阻，在于建设用地与农业用地的所有权、使用权结构不合理，农民缺乏“以地为本”吸纳资本进入的体制条件。从人力资本看，农民知识教育水平较低，外出求学的毕业生一般不愿返回农村，导致农村人力资本稀缺；从技术要素看，育种技术、化肥应用等虽提高了农业产量，但除推动微利农业增产外，其他非农技术要素因农村市场规模狭小、农业微利难以分摊技术人员与技术本身的成本，从逐利属性出发，也无法顺畅流向农村农业。深层梗阻仍在于：农村农民没有土地发展权，资本难以流入，技术和人力资本也失去了与土地、资本组合形成生产力的可能。

　　不可否认，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干预、乱收费，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款项，对民营企业采取“行行扩大”“层层加码”“一刀切”式整治与拆违，以及对民营企业产权保护不力等问题，浙江或多或少也存在。但总体而言，浙江是依托乡土民营企业的创业与壮大发展起来的，浙江地方政府总体上具备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传统基因。

　　从整个经济内源发展过程看，其演进路径呈现多维度特征：从产业形态上，农民在从事农业的同时兼顾创业与非农业就业；从生产方式上，在本土逐步从作坊过渡到工厂；从产品与交易结合上，逐步从单纯工厂模式发展为“前店后厂”模式；从销售渠道上，从走街串巷逐步拓展到外部市场；从产业结构上，从农业为主转向工业主导，再到制造业繁荣后服务业兴起；从地理形态上，实现“村子→集镇→小城镇→小城市→中等城市”的梯度演变。

　　再次，从生产组织的文化与社会形态看，本地村庄的个体商户多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销售，企业规模扩大后则由家族成员联合经营，其生产组织与经营管理深深烙印着本土家族和村庄的文化习俗，有时重大议事甚至会在村庄或城镇的宗族祠堂中进行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，还会孕育出制造、船运、地产等领域的国际性大型现代家族企业。类似中国台湾地区的情况 —— 企业管理人才、技术人员（尤其是退休工程师、教师、医生、公务人员）返回乡村居住生活，同时为乡村带来治理经验、公共服务资源、文化交流机会及文明扩散的条件。整个过程，呈现出农民与市民、乡村与城市、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、农业与工商业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“内生发育、紧密联系、逐步嬗变”的内源现代化特征。

　　上述“从农业到工商业、从农村到城市”的内生发展模式，最终带来的结果是：劳动者创业兼业就业机会更多、收入水平更高、居民收入差距更小，民众家庭富裕、消费能力充足、市场交易兴旺、经济繁荣景气。浙江的内源式发展模式与过程，正是这一特征的典型代表。

　　从全国范围看，据原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统计数据，1978-2002年，乡镇企业数量、就业劳动力、创造增加值、工资总额、农民兼业就业收入消费额，从52万家、2827万人、208亿元、87亿元、75亿元，增长至2185万家、3801万人、32386亿元、8528亿元、77175亿元。

　　笔者据此计算，并研究推算了个体商户创业、农民兼业及农民在乡镇企业的工资性收入，并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收入消费率，进一步测算出：农民依托本土土地开展个体创业、兼业，以及在乡镇企业就业所获收入形成的消费规模及其增长率，还有该消费规模占居民总消费支出、GDP 的比重变化。

　　1978-1997年，是农民“以地为本”创业兼业、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时期。农民个体商户劳动收入、兼业收入及就业工资收入，从75.25亿元增长至5620.84亿元。这一时期，仅通过农民创业兼业就业工资收入形成的消费，其增长率、占居民总消费支出的比重、占GDP的比重，分别达到26.69%、15.92%和4.70%。期间虽经历多次治理整顿（1980-1981 年针对长途贩运、扰乱市场问题，1989-1991年针对假冒伪劣、所有制担忧问题，1996-1997年针对环境污染、乱采乱挖问题），但乡镇企业仍实现了数量扩大与质量提升。

　　1998-2012年，农民个体商户劳动收入、兼业收入及就业工资收入，从5759.81亿元增长至13425.22亿元。这一时期，仅通过上述收入形成的消费，其平均增长率、平均占居民总消费支出比重、平均占GDP比重，分别为6.12%、16.08%和4.47%，农民兼业与就业收入形成的消费支出增长率大幅下降。这一阶段的变化原因有三：一是土地污染治理、土地利用计划与行政管理日益严格；二是在土地计划管理体制下，地方可通过区内占补平衡解决建设用地不足问题；三是地方政府发现土地出让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，因此倾向于将乡村建设用地指标及土地有偿出让收入，用于城市发展、工业建设、交通建设及城市住宅与商业开发。这一系列举措，削弱了农民 “以地为本” 发展的权利与财力积累能力。

　　2013-2024年，农民个体商户劳动收入、兼业收入及就业工资收入，从13528.34亿元下降至9538.89亿元。这一时期，仅通过上述收入形成的消费，其平均增长率、平均占居民总消费支出比重、平均占GDP比重，分别为-2.74%、5.61%和1.46%。农村农民本乡兼业就业收入绝对额大幅下降，依托本村本郊收入形成的消费能力平均增速为负，本地兼业就业农民的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比重也大幅收缩。主要原因在于：土地与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乡镇土地的管理——在用途管控、惩处措施、审批程序等方面，日益朝着细致化、严格化趋势收紧，导致农民在本村本地的土地上，几乎无法开展自主发展活动。

　　（图 8.5 农民本地创业兼业就业收入的消费支出情况）

　　原始数据来源：中国乡镇企业统计资料（1978-2002 年），农业部乡镇企业局。

　　为何乡村农民的消费能力会出现如此显著的相对收缩？最主要的原因在于：改革开放初期，摆脱贫困是首要任务，对农民自主使用、开发土地的行为较为宽容；但随着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效，社会开始更多关注乡村城郊企业存在的各类问题，并形成了两种偏向：（1）地方干部普遍追求 “做大做强”，却忽视了 “许多大企业、特大型企业都是由小企业成长而来” 的规律，也忽略了 “企业结构如同海洋生物圈 —— 是包含‘小鱼小虾’与‘鲸鱼大鱼’的生态系统，不可能只有大型企业” 的现实逻辑；（2）各地普遍热衷于 “招引大企业、上马大项目”，笔者并非完全反对这一做法，但需思考：外来企业与本地居民的收入、就业有何关联？与本地产业有何协同性？部分外来大企业及大项目，虽拉动了GDP、增加了税收，但往往与本地城乡居民的发展、就业增长、收入提高无直接关联，也未带动本地产业链形成。

　　表面上看，各地都重视农村农业农民的振兴，但越是依赖外源式发展的地区，城乡收入与消费差距反而越大 —— 其根源在于，走外源发展道路时，丢掉了内源发展这一根本。

　　中国改革开放已47年，2024年中国完全实现市民化的城市化水平（即户籍城市化率）仅为50.62%：有16.38% 的农村户籍人口在城镇务工、生活，进行短中长期居住；农村地区仍有46478万人。从国际对比看，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完全市民化的平均城市化率为65%，世界平均水平为68%，中高收入样本国家为81%。

　　不同土地发展权下的外源式发展，在GDP使用结构上还伴随着 “高积累、低消费” 模式。2024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多在55%-65%之间，而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29%，政府转移支付形成的居民消费占比约10%，两项合计约40%；再加上约15%的政府消费，总消费占比为55%，积累占比则约为45%。几十年来，中国GDP使用中的积累率平均维持在44%左右。除公共建筑与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较大外，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外源式发展依赖资本密集型大企业与大项目。然而，与国际水平对比，这种 “积累与消费长期扭曲” 的状态，难以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。

　　现实的问题是：农民有务农、创业、兼业、就业、外出务工六项收入。其中，务农收入比例很小，本地就业收入因就业机会收缩而在减少，外出务工收入水平要比城镇居民低，原来最有希望能够使农民富裕起来的创业和兼业收入，因土地发展权的逐步弱化和消失，已经没有了。这样的格局下，农村怎样振兴，农民收入如何提高？可能还是需要深思。

　　因此，笔者的建议是：重温浙江曾经的内源发展经验，反思当前的体制与发展模式，进一步深化农村城郊集体土地体制改革，集体所有不变，延长农民土地使用权，确权土地使用财产权，可以交易、出租、抵押、注资、入股和继承，市场化配置，自主化使用，赋予农村城郊农民，以及在城镇流动务工生活的农村户籍人口，在其本土本地的土地发展权。